我是一个旧社会出生的农家子弟，从小是穿着母亲做的虎头鞋踏上人生之路的。去年秋天，我母亲带着她的一手好针线活离我们而远去了……读者也许以为我要写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其实并非如此，而这只是我在赏读杨先让、杨阳父女的《黄河十四走》（作家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时产生的一点联想。他俩在该书中，就提到了虎头鞋和凤头鞋、鱼蛙耳枕、虎头帽、香包、针扎等民间艺术中妇女业余制作的布制品，说这“既是陈设品，也是生活实用品和儿童玩物。它们充分表达了长辈对晚辈，姑娘对情人，媳妇对公、婆、夫、子的良好祝愿。”并说，“这些妇女利用极简易有限的生活剩余材料，一剪一针地将自己内心的情与爱，和象征人们在传统节日除旧迎新，驱邪逐恶，以毒攻毒的五毒形象在农妇们手下都被赋予了既定的传统观念，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而活在民间。”
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并逐渐跨入信息时代，尽管类似虎头鞋一类的农家妇女业余制作的民间艺术品一息尚存，但如果我们还不抓紧去搜集、抢救的话，恐怕不用过多少年，也就会因失传而绝迹了。著名画家杨先让先生就是我国投入这一抢救工程的先行者。从1986年至1989年，在四年的时间里，他率领考察队历尽曲折艰苦，出入黄河流域十四次，潜心考察民间艺术，足迹遍及青海、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八省，积累了近千张图片及二十余万字的记录。当他将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田野考察报告”为副题的《黄河十四走》一大叠书稿送给他的老友黄永玉看时，黄永玉一翻开，就被“震傻了”，惊呼：“杨先让呀杨先让，你可真邪了！那么大的志气、雄心！那么坚忍的毅力！那么精密的计划，那么丰硕的成绩！”并说，“《黄河十四走》点明了研究民间艺术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是一个铁打的、无限远大的可能性”，“就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黄永玉先生对《黄河十四走》的这一评价，不仅十分精当，而且对我们的赏读，也很富有指导意义。收入《黄河十四走》的图片多达四百多幅，其中包括炕围画、壁画、山岩画、木版年画、陶瓷绘画、皮影、木偶、剪纸、社火脸谱、面花、花被面、花包袱、瓜帽、鞋垫、荷包、肚兜、布老虎、纸牌、瓦当……真可谓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在细细品味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民间艺术的藏品是极难搜集到的珍品了。如用作民间性教育的箱底画，在经过“文革”的一场浩劫之后，谁家也不敢密藏这类被视作“淫画”的禁品，早就消踪灭迹了。而杨先让先生，却在山西新绛和河北武强，都搜集到了各有千秋的箱底画。他在书中介绍说：“箱底画又称‘袖卷画’、‘门后画’、‘避火’，全国各地木版画产地都有，是民间生产的一种性启发图画，母亲在女儿结婚时买一张藏压在嫁妆箱底下，希望女儿能理解生儿育女的关键所在。”但当他后来到潍坊年画产地考察时，这种箱底画连当地研究杨家埠年画的专家也从来没有见过，说“杨家埠没有一户敢藏那个玩意，那还不得杀头！”就连自家祖传的年画版子他也是用塑料布包了几层，藏在粪坑里才保存下来的。由此可见，杨先让先生对民艺所做的抢救工作，是多么具有历史价值了！
在四年的考察中，杨先让结识了许多民间艺人，剪花娘子库淑兰就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她家贫如洗，如果光为自己的现实忧愁，也许一天也活不下去。然而，她乐天知命，心灵手巧，全凭剪新娘子、花轿、壁挂、生命树等吉祥图案来排解内心的痛苦。1986年县文化馆给她带来一些彩纸，使她艺术灵感的闸门大开，沉醉在艺术的创造之中。她首先将自己的破窑洞打扮得如同一座艺术宝殿，继而创作了两幅《剪花娘子》贴在墙中央，说：“那就是我！”她又将剩下的彩纸，把破纸箱装扮得如同五彩宝盒；窑洞黑暗，她剪了太阳、月亮、星星和现代化的大灯泡，象征光明。
杨先让先生说，库淑兰的创作，还未受到商品和名利的干扰，已从传统民俗剪纸进入了偏重纯美的艺术创造境界。当年杨先生采访的民间艺人，如安塞炕围画的作者钟大娘、宝灵的剪纸奶奶杜样茹、华县的皮影艺人潘京乐、乌镇闹社火的领头人李生胜、磁县的窗花巧手张树梅、杨家埠年画作坊的老师傅杨洛书……从照片上看，都已是白发苍苍的古稀之年，尤其是新绛的剪纸能手苏兰花，当时就八十五岁高龄了，未知他们中还能有几位健在？这就是说，杨先让先生率队在黄河流域考察民间艺术的工作做得太及时了，如果再晚些年，就不可能抢救出这么丰富、宝贵的艺术绝品了。我们的祖国辽阔广大，除了黄河，神州大地上还奔流着长江、珠江、雅鲁藏布江、松花江、黑龙江……哪条江河流域都有独特的民间艺术，都值得有志于此的文化人士去考察、搜集和研究。杨先让父女黄河十四走的足迹，无疑是开出了一条抢救民艺的新路。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工程。如果有更多的民艺抢救者尽快跟上来，走遍各条江河流域，然后把抢救所得，建一座中国民间艺术博物馆，定会“当惊世界殊”，成为我们民族的一大骄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