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
在我从事连环画的生涯中，先后听到周总理多次讲话。1965年在全国年画、连环画会议期间，周总理在接见与会代表后还同我们合影。特别难忘的是！1971年正当“文革”的非常时期，在我遭到一场大冲击之后，有幸参加了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多次听总理讲话。尤其是4月12日凌晨，在与总理相距3米之近，聆听了总理长达4个多小时谈话，使我受到终生难忘的鼓舞和教益。从此以后，总理的教诲成了鞭策我的无穷力量。“总理亲题我社名，美术服务为人民，文艺渊源于民族，努力推陈重出新。”这是人民美术出版社首任社长萨空了同志为纪念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30周年题诗的头四句。
1951年9月15日，全国第一家中央真属的美术专业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周恩来同志题写了社名。这是周总理为出版单位惟一的题名。随后地方美术出版社成立，也大都沿用周总理的题名，只是冠以地区名称，如我1952年在上海参加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后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建立，就是如此。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机关刊物《美术》月刊，也是从人民美术出版社这一题名中摘用了“美术”两个宇为刊名。
1953年1月我从上海调京，任人民美术出版社新建的连环画册编辑室负责人。当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的萨空了同志，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周总理为人美社题名，指出我们这个社的方向，要求我们多出为青少年和劳动人民服务的好书好画，尽快占领文化阵地，这和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提出要建立专门出版连环画出版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1965年12月，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年画、连环画出版工作会议。这时已是“文革”前夕，文艺 界、出版界的气氛颇为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正当大家忧心忡忡的时候，举行了这次会议，交流了经验。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听到文化部对加强连环画的一些措施，又树立了信心。会议结束前夕，12月25日，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三位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内蒙古乌兰牧骑文工团、新疆文工团等文艺团体。总理等领导人绕场一周向大家挥手致意后，与我们合影。当我看到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身体都很健康，在那样繁忙的情况下还关怀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受到很大鼓舞。这张与总理合影的照片，距今30多年了，每当展视，都使我觉得总理和朱德、小平同志当年的音容笑貌宛在面前。
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在1965年12月25日接见文化部年画、连环画出版会议及其他文艺工作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合影。
周总理于1970年9月17日、1971年2月11日，两次接见国务院出版口（临时性的出版领导机构）领导小组，在询问青少年图书出版情况时，一再要求出版单位尽快恢复业务，并询问：有没有人 编“小人书”？要抓一下连环画工作，新书要出，过去的也要选一些好的再版，一定要解决青少年没有书看的问题！出版口的领导人向我们传达这一指示时，我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虽然还心有余悸，但因得知总理这样重视连环画，便努力放下思想包袱，立即投入恢复连环画的工作中去。但是当时由于“四人帮”还操纵着文艺界，人们的思想还受着“左”的束缚，连环画工作仍然举步维艰。这时从江青那里也传来讲话，她也要抓一下“小人书”。但是她所说的“抓”，只允许编绘样板戏，而且编绘必须与舞台形象一模一样，连《红灯记》李奶奶房门门帘上的补丁在哪一边，大小比例，都不得变化。画出初稿还要先送样板戏剧团审查后，再送由“四人帮”操纵的文化小组审查。那真是每走一步都是关卡，怎能不令人提心吊胆，顾虑重重呢？
面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决定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于1971年3月15日召开，全国出版单位代表有100余人到会。我作为人美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到7月22日结束。会议始终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
最令人难忘的是周总理于4月12日接见会议领导成员和部分代表（共30余人）时的情景。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令我终生铭记的活动。会见是于凌晨1点05分到5点20分。地点在国务院总理的会议室，陪同总理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先念同志、吴庆彤同志等领导人。当总理健步进入会议室向大家挥手致意时，我一眼看到总理比以前消瘦多了，双颊深陷、瘦骨嶙峋，和1965年会见时的健康状况大不一样了。总理招呼大家坐到前面，我与总理相距很近，不过3米，看到总理目光还是那样炯炯有神。总理先是一一询问我们每个人的年龄，家乡何处，听到回答后还常常评论一下到会者家乡的特点，顿时会议室便洋溢着一片亲切和谐的气氛。这是从“文革”以来好久没有感受到的气氛了。接下来，总理又面带慈祥的笑容说：“你们都受到冲击了吧，受冲击，不要紧嘛，犯了路线错误，认识了改了就好，要站出来工作。你们都是党员，现在群众没有书看，孩子们没有书看，任务紧急啊！你们不干，谁干啊？”总理一面笑着，用目光扫视着我们，那是满含着鼓励和期待的目光啊！我只觉心里一阵难以抑制的激动，泪水夺眶而出，真像是好久失去母爱的孩子，在遭到误解，倍受屈辱之 后，又回到母亲的怀抱……我偷偷擦干泪水，聚精会神地记录着总理的谈话.谈话中，医护人员送药给总理服用。这使我预感到：总理可能有重病在身了。可是，还这样整夜和我们长谈，从文化工作的大的气候，出版工作的全面形势，到每项出版任务，都一一询问，一一做出指示，包括恢复《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恢复出版四部古典文学名著和《二十四史》、修订再版《新华字 典》……从如何大胆起用人才、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到强调指出要贯彻党的政策，抓好队伍建设。从我的记录上看谈话先后有五次历数“极左”思潮的危害，指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意义。
总理在听取会议起草的文件时，当文件说到：广大青少年没有书看，阶级敌人乘虚而入，用毒草腐蚀毒害青少年，甚至把青少年引上犯罪的道路。总理严肃地看着大家说：“阶级敌人乘虚而 入，说得对！但是，我们自己也要负起责任啊！”这时会场上一片寂静从总理久久环视着大家的目光中，我感到他的心有多么沉重！
当晨曦在中南海升起时，我们告别总理。回来的路上，大街显得异样的清新而沉静，我的心还在激奋不已，总理那铿锵的声音似还响在耳边：阶级敌人乘虚而入，我们自己也要负起责任啊！
会议于7月22日结束，29日晚周总理又接见了全体代表。同时接见的还有另外几个会议的代表，从晚9点50分，到11点10分结束。总理又一次谆谆叮咛要抓好出版工作。这是在有几百人的会议大 厅，他的声音震响全场：“一定要抓紧出版一些好书，包括青年和少年儿童的读物，满足不了他 们，他们就要看旧的、坏的。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各省市第一书记一定要抓出版工作。会议结束后，就要把工作布置下去，落实下去，包括编辑、印刷、发行，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努力满足人民的需要！”
这次会见，江青、张春桥等人也坐在主席台上。当时我哪里知道还有个祸国殃民的“四人 帮”？到“文革”后揪出他们时，才体会到周总理当时的处境是多么艰难而复杂啊，他既要与林彪反党集团做殊死搏斗，又要与猖狂一时的“四人帮”进行巧妙的周旋，竭力卫护党的事业和干部队伍，包括卫护出版阵地、出版队伍。而且，他当时已经是重病在身啊……
1974年纪念新中国成立25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总理以他的名义发出了招待会的请柬。当我接到这份具有特殊意义的请柬时，久久凝视周恩来三个大字，心中激动不已，热泪夺眶而出。后来从纪念周总理的史料中，得知这时正是与“四人帮”进行斗争的最尖锐时刻，总理是抱着重病过问这次招待会，连邀请到会人员名单都经总理审阅的。我不由想到，可能就是由于总理关心连环画吧，所以邀请到我这名编“小人书”的老编辑了。敬爱的总理啊，您的深情厚意，我是牢牢记在心头了！我知道，这是您对我本人，也是对连环画工作者的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当9月30日晚我擎着请柬，走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只见灯火通明万头攒动，大家不约而同地关心着总理是否来讲话。是的，总理已经重病好久了啊……正当大家焦急等待时，宴会厅响起一阵雷鸣似的掌声。周总理来了！总理缓步走向主席台，向大家招手致意会场上又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仔细望去，总理比三年前更瘦多了。后来我才知道，总理是支撑着重病的身躯，从医院赶来的。可是在致祝词时，他的声音还是那样苍劲而有力，几乎每句话都激发起全场热烈的掌声。当晚会结束，总理向大家挥手告别，我凝望着总理那渐渐远去的身影，一遍又一遍地默默祝愿：总理 啊，您可要保重啊，共和国不能没有您啊！中国的文艺界、出版界不能没有您啊！
哪知，这竟是我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相见！
……1971年总理对我们的一次长谈，距今30年了。在我50余年的连环画生涯中，这是我获得教益最大、感受最深的一次生活经历，我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会忘记！
我所亲身感受、亲眼目睹到的周总理的这些言行，使我这个共产党员进一步懂得了应该如何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即使身处逆境，也深明大义，为革命大局而忍辱负重。我也进一步懂得了作为一名“灵魂工程师”（尤其是为青少年的“灵魂”打基础的“灵魂基础工程师”），应该如何坚守神圣职责，不辱使命，无负于时代，无愧于后人！即使年过古稀，也保持晚节，活到老学到老（周总理语），无私无畏地为人民奉献终生！
文/姜维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