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17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连环画事业，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可以创造出更繁荣的局面，但是，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那场“文革”，连环画当然毫不例外地遭受了一场浩劫。17年来的优秀作品大部分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它所根据编绘的原作如成了所谓的毒草，那么它更罪加一等，因为它把“毒草”更通俗化、普及化了，以至“毒害”了更多的群众和青少年。1963年的评奖也被作为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而被反复“清算”。连环画的编辑出版单位和编创人员被迫停止了工作，而接受无休正的“斗、批、改”和下放劳动。从1966到1970年五年多几乎没有新连环画出版，过去出版的连环画几乎不是被查封，就是被销毁，广大群众和青少年处于精神食粮空前饥馑之中。
就在这紧要关头，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关心了这一问题。它先后在1970年9月17日和1971年2月11日，接见当时出版部门负责人时指出青少年没有书看的问题，还专门问：有没有人编小人书？指示要赶快解决广大工农兵特别是青少年迫切需要革命图书的问题，当他听到汇报里说阶级敌人在群众和青少年缺乏革命图书的情况下，乘虚而入，把青少年引上犯罪的道路时，周总理严肃地说道：“阶级敌人乘虚而入，说得对，但是我们自己也要负起责任啊!”在周总理一再关怀和督促下，出版部门才开始恢复了连环画的编创出版工作。1971年下半年到1973年，才有小量连环画编创出版，《连环画报》在1973年10月才得以复刊。一些过去出版的连环画，陆续整理再版，这样到1975年和1976年，每年全国的出版数字好不容易达到五百余种，一亿余册。但是，由于当时“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控制，连环画的题材极其狭窄，有的连环画根据样板戏编绘，则只能照舞台人物形象一点不差地临摹，连服饰也得与舞台上的一模一样。这样的连环画，当然受到群众的鄙弃，在艺术创作上也是一个大的倒退。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有些作者和编辑坚持了连环画艺术长期以来的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的传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部分青年作者在农村和边疆的劳动生话中经受了长期的磨难，也接受了一定的锻炼，积累了素材。这期间出现的《白求恩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歌》、《水牢仇》等作品，就是说明连环画生命不息的例证。《白求恩在中国》的作者许荣初等四同志是辽宁鲁迅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他们不愿再在无休止的“斗、批、改”中消耗时光，毅然承担起这项创作任务，多次到太行山区当年白求恩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体验生活，
从而完成了这部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品（辽宁美术出版社1973年出版，人民美术出版社1975年再次出版）。《无产阶级的歌》是吴兆修编和陈衍宁、汤小铭画的一部反映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革命事迹的作品，由于作者反复深入研究了大量有关历史资料，比较热悉地掌握了主人公的思想特点和时代背景，所以作品也获得成功。《水牢仇》的作者徐恒瑜是四川邓嵘县从事农村文化工作的青年美术作者，他以自己切身的体会观察，完成了这部有力控诉旧社会罪恶的彩色连环画（四川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部队作者董辰生以在部队长期生活的经历和丰宣感受，创作了《黄继光》彩色连环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72年出版），又和陈玉先等部队画家在困境中完成了《红灯记》。丁世弼的《渔岛怒潮》，丁斌曾、王仲清的《沙家浜》，以及中流等人的《李自成》等作品，都是在创作上具有特色的作品。

但是，这期间连环画的步履是何等艰难!“左”的思想束缚，“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算逐步得到消除，连环画的生命力才又重新焕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