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图像对人类的历史认知、感悟
极其重要，
在当今“读图时代”里，
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历史图像学”。
百闻不如一见，
人们期望“看得见的历史”，
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长征·1936》连环画是《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魏巍原著，王素改编）的姐妹篇。
《地球的红飘带》1993年结稿前，我曾希望魏巍能写个续集，把长征第二年（1936年）的过程写完，我将继续画。魏巍表示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了。而在当时情况之下，我也没有坚持这个思路，但这成了我内心未了的愿望。
其后，我都在致力于以长征为主线的历史油画的创作。但独幅历史画毕竟和连环画不同。连环画那种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情节连贯性的优势仍不断诱惑我。终于，在《地球的红飘带》创作的20年后，下定决心，实现夙愿。
关于历史纪实文艺，有多种类型。《长征·1936》基于权威性文献，在结构方面给予选择和调整。应当说，它既是历史，又是艺术。
当然，促使我创作这部连环画的基本动力不是文本，那不过是结构化的“文摘”而已，而是历史图像。
历史图像对人类的历史认知、感悟极其重要，在当今“读图时代”里，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历史图像学”。百闻不如一见，人们期望“看得见的历史”，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很可惜，长征虽举世闻名但在图像方面几乎是“空白”。
当然，我是指在史学家划定的时间段里。长征留存的摄影，据我所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目前为止一幅未见，而红二方面军有8幅，红二十五军有7幅，均为当地照相馆所摄。
图像学中，近代史中新闻摄影之重要性无疑占据首位。由于摄影史料的缺失，加之主观科学态度的不足，造成在长征有关读物或展览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中图像的混乱，张冠李戴的不严肃现象比比皆是。这不能不认为是极大的遗憾。
如此看来，只能靠绘画了。
绘画是审美的、个性的，是感情领域中的学科，然而于严肃的历史画，应当是最接近历史真实和本质的。当然那不过是理论，真正实践起来则很难，大概也要有效仿前辈完成一次“长征”的勇气。2006年纪念长征70周年时，新华社将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选页当新闻图片发给各家媒体。当时他们也为长征史实缺了一年而甚感为难。我想，纪念长征80周年之时，他们将不会有此种遗憾了。
……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样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我理解斯诺所写的，决非一般的史学描述，而是指在美学高层意义上的表现，因为只有这种高度，才能让历史最本质的真实得到体现。
“总有一天！”斯诺这段话，总在我脑海中回荡。
我有幸在长征80周年纪念日前夕，完成了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的姐妹篇《长征·1936》的三部曲，以此献给正在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奋斗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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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1936》
第一部
《奠基礼——中央红军到陕北》
《奠基礼》的提法出自毛主席1935年11月30日的报告《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奠基礼》连环画的文本很单纯，就是毛主席讲的，陕北是落脚点、出发点。落脚点指的是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经过长征之后来到这里整顿，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出发点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这里走向各个抗日战场，承担起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
《奠基礼》连环画的人物方面则突出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徐海东、刘志丹、张浩和陈云。全文结构的三个高点是三首诗：开篇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中篇是王勃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结尾是毛主席不朽的词篇《沁园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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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1936》
第二部
《大回旋——红二方面军征战湘黔滇》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合编组成。红二、六军团过去是分别战斗在湘鄂西和湘赣两个战略区的主力红军。由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在1934 年8 月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组成长征先遣军，于10 月25 日和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从此，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领导下共同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并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 年11 月19 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了长征，于1936 年6 月在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1936 年10 月22日在甘肃将台堡和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
《大回旋——红二方面军征战湘黔滇》一书，表现了红二、六军团从湖南长征到胜利渡过金沙江的战斗历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毛泽东高度赞扬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事迹。毛泽东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是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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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1936》
第三部
《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统一战线形成。“西安事变”爆发，历史的轨迹在此转折，中国革命从土地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化，中国历史发生了质变。
本书首先展示了中国社会1936年4—6月间的一个横断面—全国各界抗日救国的风潮。这是一个大背景，历史旋律的走向，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在推动历史进程和意义给予形象的体现。然后从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的征途给予纵向的描述，以及甘孜的会师，共同北上甘南。从张学良和周恩来肤施（延安）高层会谈起到“西安事变”止，大致是“迫张北上”“逼蒋抗日”的过程。
